分数是暂时的标志，知识是永久的财富

“分数是暂时的标志，知识是永久的财富”，这句话是我父亲1963年为徐州师范学院编写的《教育学讲义》中的一句话。这本“古今中外都要有点”的讲义是院领导的意思，难免会有不当之处。但是这本讲义中旗帜鲜明地强调了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师范教育的任务就是为基础教育输送大批合格和优秀的教师，这是促进基础教育发展的根本。而他上面的这个观点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那时候他从事乡村教育，是针对当时已经很盛行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来说的。

　　1937年，他在《乡村教育的经验》一书中对乡村社会观察和乡村民众错误心理的分析甚为精辟，如，“读书是为升官发财的准备，读书而不能升官发财，便以为读书无用”，“读书人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不应再做劳苦的工作”，等等。他以为完成乡村教育普及必须认真对待乡村民众关于教育的错误心理，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1946年，他发表了《国民教育的真正任务是什么？》一文，站在国民教育的推动者的立场上，明确提出国民教育不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蔚为栋梁”以及“准备升学，便是国民教育的主要任务”，而是主张“平日的教育应与生活打成一片”、“学校的教育要引申到家庭、社会里去。教育的实施，不限于学校，更不能把学生关在学校里死读书”，甚至“在既定课程之外，加授古文、英语，以及其他准备升学的功课”。他认为，国民教育不是英才教育，而是有教无类的教育，“我们国民教育至今还受士大夫教育流毒的影响，从前士大夫的教育，它的目的，只要造就少数人，所以希望造成‘人上人’”。

　　1949年5月6日，他在宁波的一家报纸上发表《肃清教育上科举的毒素》一文，认为科举虽然废除多年，但教育所受到科举的遗毒，不但没有清除，而且日益加重，最明显的如：“科举的教育目的是教人向上爬，要受教育者‘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科举教育教人靠读书生活”；“科举教育教人以能背书当学问”；“科举教育以考试为最高的手段”，并建议“一切教育为生活而生，一切智能都从生活中去学习”，“废除一切形式的考试，而以各种实际活动的兴趣、能力及处理事务的结果作为考成的根据，并尽量利用自我的检讨与批评，促进学习的进步”。

　　我研究父亲的教育思想也快20年了，就考试而言有颇多心得。当今的教育把考试作为一种评价方式，但评价方式绝不只有考试这一种。中国有句老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大计怎么能用一张试卷敲定呢？这大概就是“分数是暂时的标志，知识是永久的财富”所要阐述的真谛。

　　在我父亲的第一本著作《小学教学法通论》中，他认为考试是现代教学效果诊断方法之一，且有别于中国科举制度中的考试。通过考试检测教学过程的效果，可以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并对不足进行补救。换句话说，如果用作选拔目的的考试，就和科举制度的考试并无两样。PISA测试是一项由国际经合组织（OECD）举办的中学生综合水平测试。这种测试只是一种评估教育的手段，是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之一，既没有教学诊断的意义，更没有选拔的意义。而在应试教育背景之下，我国学生PISA测试成绩领先欧美，引起一些议论，多数都误解了PISA测试的意义，间接说明我国的教育体制过于倾向选拔，而忽视人的“独立工作和独立思考”能力培养。

　　无论如何评价，学校教学的价值都不在于分数，而无论如何改变计分方式，也总会有“漏洞”，必然会产生博弈。博弈并非教育本身，既然如此，何必折腾考试？

　　还有一类考试就是职业资格认定考试，这是学校教育后的考试，是不能或缺的。它和学校教育没有直接联系，毕竟许多岗位都要经过专门培训才能进入。

　　我在十余年之前就对考试评价制度做出批评，我认为学校老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要比折腾考试重要得多。当学术性的专业教育代替教师教育，忽视教师基本素养的形成，师范教育就会是整个教育的短板，教师只会教学生如何考试，却不能培养学生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工作能力。

　　基础教育不是筛选精英，大学以后的学历教育也不是精英教育，而是专业教育。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在于全体国民的受教育高度，国家要更多体现大众的利益，这也是教育的宗旨。

　　（作者刘古平，蒲公英评论独立评论员，文章第25次入选“锐评”栏目。此为蒲公英评论网站首发作品，转载请务必标注来源，违者必究。）